【背景】昨日，中办、国办正式下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明确要求司法人员全程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让违法干预有据可查，从记录、通报、追责等环节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加以约束。
《规定》提出，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司法机关每季度汇总，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政法委应当及时研究，报告同级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政法委按程序予以通报，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
《规定》的出台对于防范领导干预司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突破哪些现实障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表示，《规定》对于保障独立审判，排除领导干预特别关键，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从十八大到现在，这应该是司法改革最大的一步，只要领导不干预，司法机关的责任就容易落实，也就可以更清晰界定法官责任。一旦让法官真正承担起责任，那么，法官的待遇等问题与责任挂钩，也便可迎刃而解。排除领导干预是落实司法责任的基础性条件。”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可简单分为内部和外部。张卫平指出，棘手的外部干预主要来源于地方党政一把手，因为司法干部的提拔等都依赖于地方政府，尤其涉及地方利益时，司法机关压力更大。同时，张卫平也提醒注意司法行政化的危害，如果不防范内部干预，相当于把干预的权力交给司法机关内部领导，反而可能更糟糕。“院长命令副院长，副院长命令庭长，庭长命令审判员等，这是不行的。”
“现在杜绝内部行政化，还是比较困难的。“张卫平说，大量的干预是因为法院领导认为自己的业务水平更高，法官素质不高，但是越干预，司法人员素质越难以提高，改革首先要打断这一悖论，也许法官站起来时会跌倒，但首先要让他们先站来，毕竟还有上诉和再审的制度保障。据张卫平了解，请示报告制度等内部干预形式依然很普遍，不应忽视。
根据《规定》内容，案件结果是惩处干预者的重要依据，比如“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张卫平认为这是实质正义观的表现，“现在还是留有一定余地，要结合案件结果评判。按照程序正义，只要干预就不允许，打过招呼的全部都要追究责任。”
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也有两种理解。张卫平介绍，一种是可以干预，但司法机关要记录下来，一旦是错案，就追究干预者的责任，如果案件无误，也会不了了之。另一种理解，领导干部根本不能干预，只要干预就要记下来给予惩处。从《规定》内容看，更突显出第一种理解，将案件最终结果作为惩处干预者的重要依据。
领导干预造成冤假错案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可能带来副产品。张卫平提醒，以后的冤案平反遇到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如果干预案件的人都要追刑责，他们就更容易形成利益群体，能让你翻案吗？恐怕阻力会更大。
另外，如何界定领导违法干预而导致冤案，在实践中存在诸多模棱两可之处。张卫平举例，一个案件出来后，上级要求快结案，比如给十天期限，很多冤假错案是由于严格限期造成的，但类似干预到底是正当还是违法？如果是以组织名义做出，则更难界定。
《规定》区分了组织职责范围内的干预和领导干部的违法干预，比如详列了“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五种行为，也指出“司法工作负有领导职责的机关，因履行职责需要，可以依照工作程序了解案件情况，组织研究司法政策，统筹协调依法处理工作，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环境。”
张卫平表示，从理论上说，只要有领导权限，干预都可以通过领导形式出现。“非权限内的干预杜绝了，但如何避免间接干预也还是一个难题。比如市委想干预某个案件，他们不向法院直接打招呼，而是让政法委通过自身权限参与到案件中，算不算干预呢？”
“我们经常会对一些重大要案以组织的名义要求怎么处理。”张卫平坦言，目前的规定已经到了“天花板”，关键就是如何落实操作细节。比如有人担忧司法人员未必敢于记录上级领导的干预，张卫平建议，可以允许每一名司法人员以匿名形式上报，制度要细化。另外，还可以于近期内通报典型事例，打招呼的内容是什么，以什么名义，全国公布十个，其他人马上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关键是下决心。
“总体上《规定》的出台是一大进步，不跨出这一步，又怎么能知道下一步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改革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一下做到极致，也不可能。”张卫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