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城镇化“中国方程式”建设
2017-07-24 08:33:10 来源： 评论：0 点击：
探索以美丽中国为图景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最值得期待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从天而降，而是当下这条道路黎明前最艰苦时刻，发现...
探索以“美丽中国”为图景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最值得期待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从天而降”，而是当下这条道路“黎明”前最艰苦时刻，发现那些率先“点燃”新型城镇化“星星之火”的基层实践。
谈到莆田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最令梁建勇自豪的两个数字，不是连续五年全省GDP增速第一，也不是财税增收和固定投资增长全省第二，更不是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量居首，而是2012年文化创意产业占GDP8.9%，为福建省第一(高于全省的4.8%和厦门市的7%)，和空气质量连续两年居全省首位。这位福建莆田市委书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两个数字，说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莆田正在实现转型发展，没有牺牲生态环境。”
在全国各地新一轮城镇化竞相展开的五月，本刊记者深入基层调研期间发现，相比过去许多地方政府“攀比”GDP的施政标杆，十八大后，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以绿色生态和社会发展指标“论英雄”。尽管GDP政绩观和土地财政冲动还未根本遏制，尽管土地“红线”和融资“瓶颈”给这一轮城镇化强制性装上了“制动器”，但“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已是大势所趋。
面对眼前这场史无前例且影响深远的中国实践，正如采访中一位地方官员所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干到现在，觉得最难的不是土地、也不是资金、更不是社保和教育等等，而是人。如何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是一个度的把握，这个度很难，不但靠具体干活人的智商和悟性，还要靠勇气加运气。”
他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在当前城镇化最关键时期，期望决策层不要轻易对基层的尝试叫停，“我们就是一个局部，从十几个村开始做，不会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做得不好可以停下来，重新思考再往前走。把所有顶层设计都想明白了再做，不太现实。因此，一定要给基层‘大胆试错’的空间。”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在十余天的采访中，从沿海到平原再到山区，本刊记者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新时期破解城镇化课题的地方改革探索上，寻找和发现正在努力破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绿芽”，以期看到基层实践在求解城镇化“中国方程式”过程中的破题“曙光”。
小城镇“第一桶金”
车到榜头镇坝下村工艺街，街面正在修整，显得有些凌乱，但扑面而来的街景已有几分大都市的神似。“榜头是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福建仙游县的核心区，也是全国古典家具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据镇党委书记郑群星向本刊记者介绍，总面积138平方公里的榜头镇，自宋代以来就开始制作民间工艺家具，“2000多家家具企业吸纳了6万多人就业，今年产值将达到200亿元。”
现在，面对这个已具城市雏形且经济规模日趋扩大的乡镇，郑群星最头痛的就是土地。由于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厂房、家具广场等建筑难以取得个人产权，家具企业无法通过房产抵押获得融资贷款，“有资产难变现”，成为影响当地企业发展的“瓶颈”。
榜头镇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莆田市委副书记赖军为本刊记者解读说，“目前农村特色产业不断兴起，村集体土地大都没有用于农业生产。类似坝下村工艺街这样在集体土地上发展的特色产业，所发生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如何确认和流转，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经省政府同意，榜头镇试点借鉴了广东省的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三旧”改造经验。其核心就是在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基础上，按照“三旧”改造的政策，将原来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为可质押、抵押和贷款的国有建设用地，同时将农户身份转换为城镇居民，并按照不同地段缴纳不同的土地出让金后，实现其手中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两证合一”。
一方面，榜头镇居民借此可以顺利实现房产抵押贷款支持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三旧”改造获得土地出让金的40%返还镇村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整治。按照郑群星的感受，这次改造非常成功，“现在榜头镇已经手续报批的有500多户，面积2000多亩，一举盘活了土地资源。”
与榜头镇坝下村相距二十多分钟车程的华亭镇涧口村，作为没有产业支撑的山区农业村镇，却是一番“有地无钱”的情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农村土地和房屋闲置，浪费现象大量存在，出现不少“空心村”。同时，改变乡村落后面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支持。此背景下，以拆旧复垦、土地整理、村庄整治为切入口，近3000人口的涧口村被列为莆田城乡一体化“幸福家园”试点村。
“土地整理旨在对农村违章建筑进行清理，按照‘一户一宅’标准对农民土地和房屋权益进行确认、办证。”赖军介绍说，莆田将清理出来的农村现有废弃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在城乡统一规划前提下，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复垦耕地置换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实行有偿转让，充实村集体财力，“这笔资金就是涧口村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造的‘第一桶金’。”涧口村已经复垦的新增耕地140亩，以目前每亩38万元计算，有偿转让获得的资金达5320万元。
指着统一规划施工、9月份就要竣工的村民新居，华亭镇党委书记谢长征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村民大会上村民要求，为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每户新居为四层，共378平方米。目前，市区两级政府给涧口村下拨共计1000万元的启动资金，用于该村新建区的综合配套建设。“我们明确是‘拆旧复垦’，而不是‘拆迁安置’，对拆旧统一按建筑结构实行货币补偿，复垦统一组织实施，复垦后的耕地归原住户所有，统一进行流转。”在他看来，这样有房户、无房户和缺房户各方都有利益、都有积极性，“这也算是个创新之举吧。”
“我们一直对干部强调，你是这个村的村民，你会怎么想?从村民角度出政策，提工作方案。切忌大呼隆式的大干快上，而是稳妥地一步步走。”中国农村千差万别，城镇化进程中，不仅省与省之间，甚至村与村之间，也很难用一样的模式去复制，莆田的经验就是“一村一策”、“一村一案”。比如，有在深化农村产权流转制度改革上探索，有在村庄整治和确权发证上探索，有在土地整理上探索，也有在引入民间资金参与村庄整治上探索等等尝试。
利用土地资源，形成启动城镇化建设的“第一桶金”，是现实而理性的办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认为，“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要使用农地，政府的职责是组织社会做好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对土地的利用实行用途管制，没有必要在按规划改变土地用途的同时非要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比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时，都实行过对农村土地的“区段征收”制度，即在按规划改变农村土地用途时，规定农民把40%---50%的土地所有权交由政府，由政府进行开发融资和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其余土地可由农民按新用途的价格自行处置，政府再依法对土地交易实行税收调节。
“通过这样的方式，既保证了城市建设按规划进行，又促进了土地按市场价格机制使用，还使得城镇化同时也成为富裕农民的过程。”他感慨地说，应当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探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制度改革，使它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人的城镇化”如何走
现在，距2000年“十五”计划提出“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已过去十多年。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则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最高的27%，下降到2010年的20.7%。对于这个结果，陈锡文认为不难理解，“产业集中在大中城市，就业和人口就必然集中于大中城市。”
而且，“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加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的相对不足，小城镇缺乏吸引力。”他举例德国，60%的人口、80%的中小企业分布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中，从而形成了它具有特色的城镇体系和产业、就业、人口分布格局。
最尴尬的是城镇化数据。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而按公安部户籍统计得出的户籍城镇化率仅35.2%;198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00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19.39%。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4.6万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49.95%，户籍城镇化率34.15%。30年间，城市面积扩大了9.2倍，城镇化率仅增加了2.58倍，户籍城镇化率只增加了1.78倍。
这说明，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更像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
那么，“人的城镇化”是不是就像不少专家提出通过户籍改革那样简单解决?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比如，仅目前1.6亿已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居住和社保，以及1260万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每一项任务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即使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仍将有4.5亿人口在农村生产和生活。陈锡文强调，“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成果，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做到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并行不悖地协调推进。”
源于这个坚硬的现实，城乡一体化就成了“人的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对此，梁建勇的回答是，开展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不是以往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新的造城运动，必须根据每个地区的实际和特色来做，“莆田号称‘七山两水一分田’，地域小、土地缺，现实资源经不起任何形式的‘造城运动’，逼着我们不得不走城乡集约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尽管莆田市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0.9%，但实际质量最多也就30%多的水平，是典型的“小城市、大农村”。这个现实又决定了莆田不能是保留现状的“城乡一体化”，而必须走城市做强做优支撑下的“城乡一体化”。因此，在他看来，“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与生态环境相结合、与社会和谐相结合、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并提出‘形态田园化、生活城市化、福利均等化’的一体化思路理念。”
能不能围绕着人来实践这个理念，首先体现在规划上。“规划制定过程，采取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特别是村镇规划，村民说了算，整个过程充分尊重农民意见，包括最后报审批之前都要村民代表会议通过。”莆田规划局总工程师郭凤来说，“城乡一体化，我们理解不是在哪里生活的问题，而是内涵、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整个规划的理念能不能以人为主体，这个最为关键。”
“特别是莆田这个地方，山水条件非常好，一部好的规划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完全能实现规划的目标。”据其介绍，委托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的这份《莆田市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力求做到产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建设规划的“四规合一”，形成各部门都必须认可和严格遵守的一张“空间工作底图”。今年初，莆田建市以来第一次通过市人大专门决议，真正将这部《规划》变成了莆田未来发展的“宪法”
“美丽中国”的“星星之火”
不能不承认，本刊记者走访中看到，城镇化进程中的莆田市，有许多难以复制的发展特点和独特禀赋，代表性并不强。比如，人多地少密度大，交通便捷，城乡之间边界模糊且相互融合;较强的工业实力和财税收入能够支撑城镇化较快推进;海内外近200万莆商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较为雄厚的民间资本，等等。
但构建在新型城镇化基础上的“美丽中国”，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样板，现在最需要的却是各种因地制宜的基层实践率先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星星之火”。从这个角度看，在当前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黎明”前最暗淡时刻，大江南北类似“莆田城乡一体化”这样的城镇化改革探索，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实践经验或方法模式，而在于能否为未来的燎原之势播撒“火种”。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梁建勇显然有这样的自信，“我们现在提出的理想是，移民、农民、居民都成为莆田的市民。”莆田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除去山林地带，真正适于居住生活的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合理布局医院、学校、公交路网和文化体育设施，通过加强民生投入消除281万常住人口的社保差距，无论是入学、高考、就医、养老、出行和享受文娱活动，没有任何身份的限制。”在他看来，这个情景绝非不可企及，而且也不会很远。
比如，今年起，民生保障支出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至2015年占比超过50%，计划用3年时间，拉平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的差距。医疗改革方面，将具有莆田市户籍的城乡居民，统一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管理，人均标准提高到340元，结束多年来两种制度并存、分割、封闭运行的状况，实现“参保范围统一、筹资标准统一、待遇水平统一”。在全省率先开展新农合大病统筹补充补偿工作，最高补充补偿比例可达90%，最高补偿可达42万元。
再比如，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并增加缴费档次补贴，从100--500元增加到100---1000元。放宽务工就业人员迁移落户，在中心城区街道建制范围内务工的就业人员，符合相关规定均可迁移户口至居住地址。放宽集体户设立和户口迁入条件，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也可设立集体户。
2010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中城市化速度极快，超过了其他国家，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4都在中国。”按照梁建勇的理解，这句话也暗示，步入了快速城镇化轨道的中国30多年来也毁弃了大量“乡土中国”的文化传承。正因此，在莆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做得最小心翼翼的就是保护历史记忆。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这位莆田市委书记没有提及这个沿海城市GDP超过1200亿元、工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的硬实力，谈论最多的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和莆田的文化传承，“如果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把源于莆田传承的妈祖文化和莆仙戏在内的历史文化和城市‘DNA’给做没了，这样的发展没办法向子孙交待。”
莆田人多地少、土地紧张，城区中心却有6万亩荔枝树，土地价值达到四五千亿元，盖成高楼可以卖出上万亿元。“历史上，莆田之所以号称‘荔城’，就是因为这6万亩荔枝树。北宋书法家蔡襄为此著有《荔枝谱》，现代诗人郭沫若留下了‘荔城无处不荔枝’的诗句。”梁建勇说，不论什么时候，这些荔枝树一棵都不能动，“你把它砍了，就等于把城市的记忆砍了。它不但是莆田的‘绿肺’，而且承载着莆田的历史文化。”
莆田不大，但小村落里有大文化。历史上出了27个状元、15位宰相、70位尚书和2563名进士，加上近现代数百万莆商“下南洋”，他们荣归故里的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历史特色鲜明的民居、祠堂和寺庙等古建筑，散落在大大小小800多个村庄间。
如何在一场巨变的城镇化大潮中，让这些古迹连同莆田的妈祖信仰、莆田方言、莆仙戏原汁原味传承下去，让后人们在遥远的未来还能找到妈祖林默娘、治水女杰钱四娘、唐朝女诗人江采萍、南宋词人刘克庄等等历史名人的遗迹，梁建勇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必有的内涵。
现在，这位地方主政者在莆田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推进中，雄心勃勃地期望恢复渐已消失的明清年间“莆田二十四景”。“梅寺晨钟、绶溪钓艇、九华叠翠、壶山致雨、三紫凌云、古囊列献、谷城梅雪、夹漈草堂、锦江春色、湄屿潮音……这些名字读起来就美不胜收。”他自己为这些景色创作了三首诗，用小楷细细写下来，挂在办公室里，“所谓美丽中国，不就是如此吗?”
城镇化四大误区
《瞭望》新闻周刊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尽管各级政府对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热情和干劲十足，但在具体执行中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不少令人忧心的偏差。拨正和辨析干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误区和争议，变得十分迫切。
从GDP崇拜到城镇化率崇拜
调研期间，不少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都是“全域城市化”，甚至有官员提出“不干农业，消灭农村”的极端论调。同时，在没有搞清楚国外城镇化率的口径和方法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也纷纷发言，“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80%以上，我们才多少?还有很大空间。”这种城镇化率崇拜的发展思路完全脱离了我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国情，将造成比GDP崇拜更具破坏性的恶果。
我国农业人口规模庞大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国情。当前，在城镇化率已超过50%的情况下，农业人口仍有6.7亿人。相比较，英国、巴西同一城镇化水平时期，农业人口仅分别为1300万人和4500万人。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若达到65%，中国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仍有相当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人口总和的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仅是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过程，而且是与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不应是削弱农业、剥夺农民、凋敝农村的过程，而应当是加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城镇化的目标是人还是扩大内需
本刊记者发现，尽管“人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共识，但各级政府部门最看重的还是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GDP拉动作用。某部门官员兴奋地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城乡居民年均消费分别为15160.9元、5221元，两者相差近一万元。如果通过体制改革，能将进城农民工30%转化为市民，每年将会带来5000多亿元的消费增加额，这还不包括农民转市民带来的公共投资需求的增加。
当前，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这个判断无可厚非。但对此一定要清楚，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是农业人口合理有序稳定地向城镇集中融合，拉动投资、拉动消费和带动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第一目标顺利实现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和影响结果。如果各级政府在城镇化推进中把扩大内需变成追逐的首要目标，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可能再次落入追逐GDP增长的“陷阱”。
产业支撑城镇化
还是城镇化服务GDP
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强产业支撑，才能提升转化农民、吸纳就业的能力，筑牢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捡到篮子都是菜”。在某县省级小城镇试点镇，满眼都是大拆大建，厂房林立，采矿、水泥和冶金等落后产业与汽车、光电等企业混杂在一起。
据镇负责人介绍说，该镇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6%，4万多人中农业人口已不足4%。本刊记者了解到，该镇原本就是所属市和县的工业经济园区，其GDP产值分别占了所属市和县的1/4和1/2。之所以力争进入小城镇试点镇，也是为了将小城镇试点的优惠政策向这个工业园区集中。
这样的景象在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少市县把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支撑，异化为招商引资，热衷于追逐像富士康这样的大规模用工企业，因企造城，在河南和四川等地短时间十几万工人聚集成城的现象众多。一旦这些大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这种把城镇发展捆绑在某个大企业上的做法就会带来不可弥补的后果。
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一样化”
据媒体报道，受新一轮城镇化热潮的推动，当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而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4个省份，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充分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更多是把城乡一体化建设变异为城乡“一样化”建设。
比如，盲目撤并村庄，贪大求洋，忽视农业生产特性;盲目统一改造农居，建造兵营式的村镇社区，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忽视传统民居的个性，大量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使农民丧失分享乡村旅游潮的财富机会;盲目安排村镇整治时序，村路还是土路，农田里浇筑了水泥路。村民饮水困难，玉米地里铺上了自来水管等等怪相。
“历史上看，凡是用城市发展规律取代农村发展自身规律时，三农问题就会恶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就此指出，农村和城市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搞一样化发展，而是要追求两者差异化，互补协调发展。”他举例说，法国37万个村庄风貌200多年都未改变，一样走上了现代化。
谈到莆田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最令梁建勇自豪的两个数字，不是连续五年全省GDP增速第一，也不是财税增收和固定投资增长全省第二，更不是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量居首，而是2012年文化创意产业占GDP8.9%，为福建省第一(高于全省的4.8%和厦门市的7%)，和空气质量连续两年居全省首位。这位福建莆田市委书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两个数字，说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莆田正在实现转型发展，没有牺牲生态环境。”
在全国各地新一轮城镇化竞相展开的五月，本刊记者深入基层调研期间发现，相比过去许多地方政府“攀比”GDP的施政标杆，十八大后，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以绿色生态和社会发展指标“论英雄”。尽管GDP政绩观和土地财政冲动还未根本遏制，尽管土地“红线”和融资“瓶颈”给这一轮城镇化强制性装上了“制动器”，但“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已是大势所趋。
面对眼前这场史无前例且影响深远的中国实践，正如采访中一位地方官员所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干到现在，觉得最难的不是土地、也不是资金、更不是社保和教育等等，而是人。如何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是一个度的把握，这个度很难，不但靠具体干活人的智商和悟性，还要靠勇气加运气。”
他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在当前城镇化最关键时期，期望决策层不要轻易对基层的尝试叫停，“我们就是一个局部，从十几个村开始做，不会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做得不好可以停下来，重新思考再往前走。把所有顶层设计都想明白了再做，不太现实。因此，一定要给基层‘大胆试错’的空间。”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在十余天的采访中，从沿海到平原再到山区，本刊记者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新时期破解城镇化课题的地方改革探索上，寻找和发现正在努力破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绿芽”，以期看到基层实践在求解城镇化“中国方程式”过程中的破题“曙光”。
小城镇“第一桶金”
车到榜头镇坝下村工艺街，街面正在修整，显得有些凌乱，但扑面而来的街景已有几分大都市的神似。“榜头是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福建仙游县的核心区，也是全国古典家具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据镇党委书记郑群星向本刊记者介绍，总面积138平方公里的榜头镇，自宋代以来就开始制作民间工艺家具，“2000多家家具企业吸纳了6万多人就业，今年产值将达到200亿元。”
现在，面对这个已具城市雏形且经济规模日趋扩大的乡镇，郑群星最头痛的就是土地。由于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厂房、家具广场等建筑难以取得个人产权，家具企业无法通过房产抵押获得融资贷款，“有资产难变现”，成为影响当地企业发展的“瓶颈”。
榜头镇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莆田市委副书记赖军为本刊记者解读说，“目前农村特色产业不断兴起，村集体土地大都没有用于农业生产。类似坝下村工艺街这样在集体土地上发展的特色产业，所发生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如何确认和流转，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经省政府同意，榜头镇试点借鉴了广东省的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三旧”改造经验。其核心就是在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基础上，按照“三旧”改造的政策，将原来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为可质押、抵押和贷款的国有建设用地，同时将农户身份转换为城镇居民，并按照不同地段缴纳不同的土地出让金后，实现其手中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两证合一”。
一方面，榜头镇居民借此可以顺利实现房产抵押贷款支持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三旧”改造获得土地出让金的40%返还镇村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整治。按照郑群星的感受，这次改造非常成功，“现在榜头镇已经手续报批的有500多户，面积2000多亩，一举盘活了土地资源。”
与榜头镇坝下村相距二十多分钟车程的华亭镇涧口村，作为没有产业支撑的山区农业村镇，却是一番“有地无钱”的情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农村土地和房屋闲置，浪费现象大量存在，出现不少“空心村”。同时，改变乡村落后面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支持。此背景下，以拆旧复垦、土地整理、村庄整治为切入口，近3000人口的涧口村被列为莆田城乡一体化“幸福家园”试点村。
“土地整理旨在对农村违章建筑进行清理，按照‘一户一宅’标准对农民土地和房屋权益进行确认、办证。”赖军介绍说，莆田将清理出来的农村现有废弃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在城乡统一规划前提下，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复垦耕地置换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实行有偿转让，充实村集体财力，“这笔资金就是涧口村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造的‘第一桶金’。”涧口村已经复垦的新增耕地140亩，以目前每亩38万元计算，有偿转让获得的资金达5320万元。
指着统一规划施工、9月份就要竣工的村民新居，华亭镇党委书记谢长征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村民大会上村民要求，为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每户新居为四层，共378平方米。目前，市区两级政府给涧口村下拨共计1000万元的启动资金，用于该村新建区的综合配套建设。“我们明确是‘拆旧复垦’，而不是‘拆迁安置’，对拆旧统一按建筑结构实行货币补偿，复垦统一组织实施，复垦后的耕地归原住户所有，统一进行流转。”在他看来，这样有房户、无房户和缺房户各方都有利益、都有积极性，“这也算是个创新之举吧。”
“我们一直对干部强调，你是这个村的村民，你会怎么想?从村民角度出政策，提工作方案。切忌大呼隆式的大干快上，而是稳妥地一步步走。”中国农村千差万别，城镇化进程中，不仅省与省之间，甚至村与村之间，也很难用一样的模式去复制，莆田的经验就是“一村一策”、“一村一案”。比如，有在深化农村产权流转制度改革上探索，有在村庄整治和确权发证上探索，有在土地整理上探索，也有在引入民间资金参与村庄整治上探索等等尝试。
利用土地资源，形成启动城镇化建设的“第一桶金”，是现实而理性的办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认为，“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要使用农地，政府的职责是组织社会做好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对土地的利用实行用途管制，没有必要在按规划改变土地用途的同时非要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比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时，都实行过对农村土地的“区段征收”制度，即在按规划改变农村土地用途时，规定农民把40%---50%的土地所有权交由政府，由政府进行开发融资和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其余土地可由农民按新用途的价格自行处置，政府再依法对土地交易实行税收调节。
“通过这样的方式，既保证了城市建设按规划进行，又促进了土地按市场价格机制使用，还使得城镇化同时也成为富裕农民的过程。”他感慨地说，应当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探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制度改革，使它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人的城镇化”如何走
现在，距2000年“十五”计划提出“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已过去十多年。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则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最高的27%，下降到2010年的20.7%。对于这个结果，陈锡文认为不难理解，“产业集中在大中城市，就业和人口就必然集中于大中城市。”
而且，“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加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的相对不足，小城镇缺乏吸引力。”他举例德国，60%的人口、80%的中小企业分布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中，从而形成了它具有特色的城镇体系和产业、就业、人口分布格局。
最尴尬的是城镇化数据。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而按公安部户籍统计得出的户籍城镇化率仅35.2%;198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00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19.39%。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4.6万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49.95%，户籍城镇化率34.15%。30年间，城市面积扩大了9.2倍，城镇化率仅增加了2.58倍，户籍城镇化率只增加了1.78倍。
这说明，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更像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
那么，“人的城镇化”是不是就像不少专家提出通过户籍改革那样简单解决?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比如，仅目前1.6亿已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居住和社保，以及1260万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每一项任务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即使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仍将有4.5亿人口在农村生产和生活。陈锡文强调，“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成果，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做到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并行不悖地协调推进。”
源于这个坚硬的现实，城乡一体化就成了“人的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对此，梁建勇的回答是，开展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不是以往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新的造城运动，必须根据每个地区的实际和特色来做，“莆田号称‘七山两水一分田’，地域小、土地缺，现实资源经不起任何形式的‘造城运动’，逼着我们不得不走城乡集约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尽管莆田市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0.9%，但实际质量最多也就30%多的水平，是典型的“小城市、大农村”。这个现实又决定了莆田不能是保留现状的“城乡一体化”，而必须走城市做强做优支撑下的“城乡一体化”。因此，在他看来，“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与生态环境相结合、与社会和谐相结合、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并提出‘形态田园化、生活城市化、福利均等化’的一体化思路理念。”
能不能围绕着人来实践这个理念，首先体现在规划上。“规划制定过程，采取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特别是村镇规划，村民说了算，整个过程充分尊重农民意见，包括最后报审批之前都要村民代表会议通过。”莆田规划局总工程师郭凤来说，“城乡一体化，我们理解不是在哪里生活的问题，而是内涵、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整个规划的理念能不能以人为主体，这个最为关键。”
“特别是莆田这个地方，山水条件非常好，一部好的规划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完全能实现规划的目标。”据其介绍，委托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的这份《莆田市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力求做到产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建设规划的“四规合一”，形成各部门都必须认可和严格遵守的一张“空间工作底图”。今年初，莆田建市以来第一次通过市人大专门决议，真正将这部《规划》变成了莆田未来发展的“宪法”
“美丽中国”的“星星之火”
不能不承认，本刊记者走访中看到，城镇化进程中的莆田市，有许多难以复制的发展特点和独特禀赋，代表性并不强。比如，人多地少密度大，交通便捷，城乡之间边界模糊且相互融合;较强的工业实力和财税收入能够支撑城镇化较快推进;海内外近200万莆商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较为雄厚的民间资本，等等。
但构建在新型城镇化基础上的“美丽中国”，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样板，现在最需要的却是各种因地制宜的基层实践率先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星星之火”。从这个角度看，在当前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黎明”前最暗淡时刻，大江南北类似“莆田城乡一体化”这样的城镇化改革探索，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实践经验或方法模式，而在于能否为未来的燎原之势播撒“火种”。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梁建勇显然有这样的自信，“我们现在提出的理想是，移民、农民、居民都成为莆田的市民。”莆田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除去山林地带，真正适于居住生活的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合理布局医院、学校、公交路网和文化体育设施，通过加强民生投入消除281万常住人口的社保差距，无论是入学、高考、就医、养老、出行和享受文娱活动，没有任何身份的限制。”在他看来，这个情景绝非不可企及，而且也不会很远。
比如，今年起，民生保障支出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至2015年占比超过50%，计划用3年时间，拉平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的差距。医疗改革方面，将具有莆田市户籍的城乡居民，统一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管理，人均标准提高到340元，结束多年来两种制度并存、分割、封闭运行的状况，实现“参保范围统一、筹资标准统一、待遇水平统一”。在全省率先开展新农合大病统筹补充补偿工作，最高补充补偿比例可达90%，最高补偿可达42万元。
再比如，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并增加缴费档次补贴，从100--500元增加到100---1000元。放宽务工就业人员迁移落户，在中心城区街道建制范围内务工的就业人员，符合相关规定均可迁移户口至居住地址。放宽集体户设立和户口迁入条件，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也可设立集体户。
2010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中城市化速度极快，超过了其他国家，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4都在中国。”按照梁建勇的理解，这句话也暗示，步入了快速城镇化轨道的中国30多年来也毁弃了大量“乡土中国”的文化传承。正因此，在莆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做得最小心翼翼的就是保护历史记忆。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这位莆田市委书记没有提及这个沿海城市GDP超过1200亿元、工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的硬实力，谈论最多的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和莆田的文化传承，“如果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把源于莆田传承的妈祖文化和莆仙戏在内的历史文化和城市‘DNA’给做没了，这样的发展没办法向子孙交待。”
莆田人多地少、土地紧张，城区中心却有6万亩荔枝树，土地价值达到四五千亿元，盖成高楼可以卖出上万亿元。“历史上，莆田之所以号称‘荔城’，就是因为这6万亩荔枝树。北宋书法家蔡襄为此著有《荔枝谱》，现代诗人郭沫若留下了‘荔城无处不荔枝’的诗句。”梁建勇说，不论什么时候，这些荔枝树一棵都不能动，“你把它砍了，就等于把城市的记忆砍了。它不但是莆田的‘绿肺’，而且承载着莆田的历史文化。”
莆田不大，但小村落里有大文化。历史上出了27个状元、15位宰相、70位尚书和2563名进士，加上近现代数百万莆商“下南洋”，他们荣归故里的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历史特色鲜明的民居、祠堂和寺庙等古建筑，散落在大大小小800多个村庄间。
如何在一场巨变的城镇化大潮中，让这些古迹连同莆田的妈祖信仰、莆田方言、莆仙戏原汁原味传承下去，让后人们在遥远的未来还能找到妈祖林默娘、治水女杰钱四娘、唐朝女诗人江采萍、南宋词人刘克庄等等历史名人的遗迹，梁建勇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必有的内涵。
现在，这位地方主政者在莆田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推进中，雄心勃勃地期望恢复渐已消失的明清年间“莆田二十四景”。“梅寺晨钟、绶溪钓艇、九华叠翠、壶山致雨、三紫凌云、古囊列献、谷城梅雪、夹漈草堂、锦江春色、湄屿潮音……这些名字读起来就美不胜收。”他自己为这些景色创作了三首诗，用小楷细细写下来，挂在办公室里，“所谓美丽中国，不就是如此吗?”
城镇化四大误区
《瞭望》新闻周刊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尽管各级政府对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热情和干劲十足，但在具体执行中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不少令人忧心的偏差。拨正和辨析干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误区和争议，变得十分迫切。
从GDP崇拜到城镇化率崇拜
调研期间，不少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都是“全域城市化”，甚至有官员提出“不干农业，消灭农村”的极端论调。同时，在没有搞清楚国外城镇化率的口径和方法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也纷纷发言，“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80%以上，我们才多少?还有很大空间。”这种城镇化率崇拜的发展思路完全脱离了我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国情，将造成比GDP崇拜更具破坏性的恶果。
我国农业人口规模庞大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国情。当前，在城镇化率已超过50%的情况下，农业人口仍有6.7亿人。相比较，英国、巴西同一城镇化水平时期，农业人口仅分别为1300万人和4500万人。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若达到65%，中国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仍有相当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人口总和的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仅是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过程，而且是与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不应是削弱农业、剥夺农民、凋敝农村的过程，而应当是加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城镇化的目标是人还是扩大内需
本刊记者发现，尽管“人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共识，但各级政府部门最看重的还是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GDP拉动作用。某部门官员兴奋地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城乡居民年均消费分别为15160.9元、5221元，两者相差近一万元。如果通过体制改革，能将进城农民工30%转化为市民，每年将会带来5000多亿元的消费增加额，这还不包括农民转市民带来的公共投资需求的增加。
当前，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这个判断无可厚非。但对此一定要清楚，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是农业人口合理有序稳定地向城镇集中融合，拉动投资、拉动消费和带动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第一目标顺利实现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和影响结果。如果各级政府在城镇化推进中把扩大内需变成追逐的首要目标，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可能再次落入追逐GDP增长的“陷阱”。
产业支撑城镇化
还是城镇化服务GDP
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强产业支撑，才能提升转化农民、吸纳就业的能力，筑牢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捡到篮子都是菜”。在某县省级小城镇试点镇，满眼都是大拆大建，厂房林立，采矿、水泥和冶金等落后产业与汽车、光电等企业混杂在一起。
据镇负责人介绍说，该镇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6%，4万多人中农业人口已不足4%。本刊记者了解到，该镇原本就是所属市和县的工业经济园区，其GDP产值分别占了所属市和县的1/4和1/2。之所以力争进入小城镇试点镇，也是为了将小城镇试点的优惠政策向这个工业园区集中。
这样的景象在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少市县把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支撑，异化为招商引资，热衷于追逐像富士康这样的大规模用工企业，因企造城，在河南和四川等地短时间十几万工人聚集成城的现象众多。一旦这些大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这种把城镇发展捆绑在某个大企业上的做法就会带来不可弥补的后果。
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一样化”
据媒体报道，受新一轮城镇化热潮的推动，当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而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4个省份，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充分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更多是把城乡一体化建设变异为城乡“一样化”建设。
比如，盲目撤并村庄，贪大求洋，忽视农业生产特性;盲目统一改造农居，建造兵营式的村镇社区，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忽视传统民居的个性，大量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使农民丧失分享乡村旅游潮的财富机会;盲目安排村镇整治时序，村路还是土路，农田里浇筑了水泥路。村民饮水困难，玉米地里铺上了自来水管等等怪相。
“历史上看，凡是用城市发展规律取代农村发展自身规律时，三农问题就会恶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就此指出，农村和城市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搞一样化发展，而是要追求两者差异化，互补协调发展。”他举例说，法国37万个村庄风貌200多年都未改变，一样走上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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